《繁花》：在上海摩登的时空里，追忆前现代的江湖儿女 [限免]

作者：十沃、阿咸、泼泼（@她们的武术俱乐部） 

关于武术俱乐部：
全网首个专注于服务女性影迷与艺术爱好者的文化社群。基于对当下流行影视作品的评论，我们致力于同女性观众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，能抵御银幕歧视与偏见的评价体系。

电脑、pad端阅读可复原排版，体验最佳
本篇文章已限免试读，在「翻山」、她们的武术俱乐部公众号均已发布。

上海味道，面子上笔挺，骨子里疏曼，如同和平饭店前后交织的黄浦江与苏州河，前头万花如海、霓虹养眼，后头烟火缭绕、咸菜泡饭。新年伊始，根据金宇澄小说改编、王家卫导演的剧集《繁花》，携带着九十年代的上海记忆风靡大江南北。

剧集开播之初，不少观众质疑《繁花》所塑造的“过去”，是失实的。伴随着玲子、汪小姐、李李等女性角色的出场，《繁花》的口碑一路飙升。相比于有待商榷的历史，似乎故事里在生意场、情海里浮沉的男女间的博弈与互动，举手投足间的腔调与风情，才是最为观众热衷的。无论抱持何种立场，不得不承认，王家卫的《繁花》是一个充斥着裂隙与缝合、却也展开出不同解读面向的文本空间。这部描绘上海改革开放时期世俗风情的精美画卷，用前现代的武侠江湖语汇，创造了一种新时代的集体记忆的书写方式；与此同时，故事中的“女侠”们以流光溢彩的“新”形象加入并完整了这场怀“旧”的主流书写。

一 · 武侠男频爽文与资本发家史的合流

1982年，王家卫以编剧身份进入电影界，他的剧本涵盖了爱情片、喜剧片、恐怖片、警匪片、黑帮片、奇幻冒险片等类型。尽管王家卫的标签总是意味着碎片式的后现代主义，他的电影创作却从来都诞生于香港电影的主流类型，只是被他离经叛道的作者表达改写。从《旺角卡门》《东邪西毒》《一代宗师》再到《繁花》，王家卫的诸多作品中回响着80年代香港影坛中的武侠片传统。

与60年代、90年代双线时空并行的文学原著不同，电视剧《繁花》的背景聚焦于改革开放下股票热的上海。1984年11月18日，新中国第一个公开发行的股票——飞乐音响向社会发行1万股，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信号；90年代初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，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快速发展。在《繁花》冷静、超脱、状似历史学家的陈述中，胡歌饰演的男主角，从阿宝到宝总，从弄堂屋子直升到和平饭店的72号英国套房，发家之路只用了约莫15分钟。他的经历难免令人联想到香港武侠片的经典桥段：一个祖上落魄、心地良善、模样俊俏的少年，拜师一位曾锒铛入狱、却拥有江湖秘籍的老师傅。这位老师傅，在对男主角的纯厚秉性产生信任后，用几招轻巧的招式就点通了男主角，助他在门派林立的江湖中立稳了武术的根基。

戴锦华曾经将中国的武侠片比作美国的西部片，认为它们都携带着前现代的文化记忆。电视剧《繁花》开篇的武侠叙事，有意识地将有关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集体记忆，包装为一种外观光辉流金的现代江湖。

韩倚松（John Christopher Hamm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）把“江湖”定义为“在既定社会的地理和道德边缘地带，由小客栈、山路与水路、荒废的寺庙、盗贼的巢穴和荒野组成的复合体”，虽然在《繁花》中，江湖的地理空间发生了巨变，但是江湖作为一个以师徒传承、兄弟情谊为情感核心的伦理空间没有变化。于是，《繁花》在对江湖的人情结构召唤的同时，也不免召唤回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幽灵。《繁花》刚播出之时，曾被网友嘲讽为“杰克苏”，或是起点男频爽文。这类作品中，男主角往往具备各类主流男性气概的优秀特质，在充满力量、冒险、英雄主义等元素的剧情中，一往无前、过关斩将、俘获不同女性角色的芳心。

一个明显的例子是，第一集的20分钟左右处，导演以一系列动作强化了阿宝身份的阶级跃迁：他乘坐帝国大厦般的直梯上升，踏着锃亮的皮鞋、甩着“上海”名牌的皮包、仗剑走天涯般意气风发地走向包房，在那里，他的师傅爷叔，亲自为他操办了少年侠客闯天下的“行头”——梳头纹脸、定制英纺羊毛的西装、熨烫利落的衬衫、挺拔合脚的皮鞋、香烟盒子、打火机、钱包。当阿宝的身体嵌入这一套“行头”后，他登时转变为了一个盖茨比般的贵公子——他的一切动作漫溢着他对成功身份的认同，迫不及待将这钞票的味道与自己的男子气概混合。

金宇澄曾经在原著小说的开篇，这样描述他眼里的“上海味道”：

《阿飞正传》里，梁朝伟在夜晚，独上阁楼，“电灯下面数钞票，数清一沓，放进西装内袋，再数一沓，拿出一副扑克牌，捻开细看，再摸出一副。接下来梳头，三七分头，对镜子梳齐，全身笔挺，骨子里疏慢，最后，关灯。

这里的人物动作描述，虽然看上去与《繁花》中的宝总大抵相似，但是传递的价值观念却是云泥之别。有学者如此评价梁朝伟在银幕上这三分钟的表演，“梁朝伟在《阿飞正传》中的存在，犹如一个散发出近乎神秘的光芒的灯塔。……这个场景的伟大之处或许源自这个人物所制造的潜能，这个潜能永远不会实现。”（Wong Kar-wai by Stephen Teo）

梁朝伟的动作和情绪是“不响”的，这种布列松式的风格表演，在电影的情节结构之外，展开了一种内敛、潜藏、神秘的情感空间。与之相反，《繁花》开篇的宝总却是大鸣大放，将轻狂与野心写在脸上，尽管他是否有与其华丽行头所匹配的实力，总是值得怀疑。重重叠叠的镜影放大与反射出他的自恋，而这份自恋却没有一种更深层的意涵托举——无论是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浮华美国梦的悲凉底色，或是《阿飞正传》中沉溺于虚空、断裂、创伤中的自我。《繁花》中以宝总为代表的现代江湖，本质是在用一种摩登而不乏诗意的语汇，为市场经济的利益既得者书写的传奇史诗。每一次商战关口，宝总，都用他的情义与智慧，实则开了上帝视角的金手指，化危机为新一轮的事业晋升、新一轮的江湖声誉，成功地踩在时代每一个瞬息万变的转机上。在这种江湖伦理中，取得成功的人总是道德无暇的，而落寞收场的人往往心地不纯。王家卫微妙地调用了武侠电影的类型神话功能，将精英资本积累的历史转变为一种宏大振奋，同时兼顾重情重义的男子气概的东方富强神话。

二 · 难以僭越父权秩序的女侠们

传统意义的“武侠”二字，止戈为武，仁义为侠。从文学传统看，侠通常为男侠，而电影随着现代化的步伐，女侠被越来越多地被纳入视野。中国影史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商业浪潮便以武侠神怪片为主，而女侠为主角的影片占据了半壁江山，如《女侠李飞飞》（1925）、《海上侠女》（1928）、《荒江女侠》（1929年）等，这些早期影片借鉴了好莱坞的高概念商业逻辑，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，女侠在其中既以打破“男尊女卑”性别秩序为特征构建现代性，也以“忠孝节义”的传统价值追求完成对父权的回归。

《繁花》中，女性群像因其“义”与“情”可类比为女侠，生意的江湖场上，女性不再像过去电影中那样仅仅是男性念念不忘的情欲对象，而拥有自身的人格独立和经济独立，甚至拥有与男性齐名的地位话语。如果说《东邪西毒》中侠义精神的终结隐喻着香港回归时期茫然无措的过渡心态，人物的回忆与过往都被时间烧成灰烬，现代性的价值被后现代的虚无取代，那么《繁花》所呈现的改革开放浪潮下的上海，人们相信“明天会更好”，“努力就有回报”，其生意江湖天然裹挟着积极狂热的力道——做生意要讲求信用——传统的“义”文化再度复现。彼时的上海女人，能够在多元的现代生活中独当一面，她们深入商海、锋利圆润、情义并存，与男性的关系并非基于情欲、利益的简单依附，而也可以是势均力敌，并肩作战，或独当一面的完整个体。“义”与“情”落入女性角色中，便怒放出一朵朵鲜艳的女侠繁花。

玲子、汪小姐、李李，这三个女性角色形象鲜明，在剧集前半段，她们的情感或事业不约而同围绕着男主角宝总展开。而在电视剧的后半段，她们逐步显露出自己完整的野心与欲望，发展出女性同性的情谊。武侠中爱恨分明、义薄云天的精神，最后由这些女性角色展露得淋漓尽致。江湖中最高的荣誉法则为“义”，“义”宣扬将同情和援助延伸到每一个身处困境之人。在东京的故事线中，还是银座服务员的玲子，与同是上海人、在异乡困顿无助的阿宝相遇，玲子仗义帮他等客户，带他去吃面，还把自己好不容易求来的好运借给了他。而猎人般冷冽的李李，孤身一人来沪，在本地人盘踞的黄河路开起首屈一指的豪华大饭店。貌若世故的她，一切的决断似乎都遵从着“利字当先”的原则，最后却揭露是为了替情人A先生还去生前的债务。

李海燕在《心灵革命》中提到，约瑟夫·艾伦在为花木兰的神话梳理谱系时发现，在花木兰神话传说的所有流传版本中，“还家”始终是一个核心的主题：“女人或许可以暂时接受男性的角色，而且她在执行这一角色时的表现，或许不逊色于甚至高于男人，但到最后，她总是必须返回自己的性别之中”。这是因为，在传统文化中，几乎没有给女人留下任何可以绕开儒家性别等级秩序的空间，女侠对于性别僭越，也属于社会失范的一个表征。

《繁花》中的李李与宝总，有旗鼓相当的手腕与谋略，有相似的情人逝世的前史，但是剧集赋予ta们的结局却大相径庭。宝总虽然退出金融圈，但是结尾他褪下英伦西服，徜徉在社会主义“希望的田野”上——他在上海浦东川沙租的20亩地（现在是上海迪士尼）。观众看了后大呼“又被爽到了”，这二十亩无疑是下一拨浦东开发的入场券，昭示着宝总又再次踏上中国房地产经济的快车。与之相反，李李因为伪造身份入狱，最终王家卫予她了一个和原著一致的出家结局。

看破凡尘的行为，与欲望和野心盛放的李李在人物逻辑上矛盾，实则是延续了作为叙事扰乱动素的女侠的传统归宿。她的出家，是一种对于传统性别秩序的认同与抚平——而她深爱的A先生肖似孪生的宝总，更像是为了宝总的男频爱情神话添加了最后缠绵悱恻、黯然销魂的一笔。

因此，“义”与“情”构建出的女侠群像，尽管风风火火、个性鲜明，但其性格的锐处并不能戳破父权的神话。诸如玲子、汪小姐等女性角色的成功，被限制在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的话语中，暗示女性获得平等权利的方向是一种自我负责、自我赋权的精英主义道路，而非踏出资本主义、父权制之外的道路。而能力僭越性别秩序的李李，则在结局时需要离开被她扰乱的江湖，象征历史洪流发展方向的符号，仍然稳稳落回了“大男主”宝总身上。由此可见，《繁花》中的“女侠”穿越百年时空，在现代的海派文化中，仅仅被用于安抚当代女性主义的张力，加固一个“后女权主义”式的时代温床。

三 · 上海怀旧：集体记忆的裂痕

上海怀旧，是指人们对发生在过去、但是未曾经历过的上海，产生一种无比神往的怀旧之情。王家卫的《繁花》，亦是一种上海怀旧。他运用当下的经验与特殊的语法，在形似九十年代现代化的上海时空，构造出一种纯洁的江湖世界的想象，对上海现代性历史经验进行了一种回溯性的润饰与修正。《繁花》精心滤掉一切时代伤痕，一切西方现代性中的堕落与颓废，打造了这个极具观赏性、只留忧郁情绪的改开上海。正因如此，具体地承受了历史的观众，对剧集所构建的“上海怀旧”难免感觉到了一丝“高仿”般的疑虑和虚空感。

也就是说，《繁花》对于集体记忆的书写，在某些群体的视角中是有裂痕的。裂痕一方面体现在日常性的淡化，在地性的替代性在场。《繁花》中的人物，一个个前史模糊，与之相反，清晰可考的上海地理空间却在感官上无限膨胀。在地性的上海元素，仅仅将上海生意人群体的日常生活神圣化和仪式化，大到黄浦江边的夕阳，小到味蕾如此微观的维度。和平饭店、至真园、夜东京，化身仪式性的场所，爷叔的客房是指挥部，包厢则是庙堂，精致的菜肴和酒水则是贡品。吃一顿讲究的饭，谈成一笔生意，资本就是以这样中国式饭局礼仪降落到社会主义的企业家身上。宝总的几枚硬币，便让一个普通的电梯门童学会了二十三国的语言。人间烟火的市民生活只是背板，真正的叙事只围绕点石成金的神仙。

裂痕的另一方面来源于，在市场经济的语境里，王家卫挪用了江湖的平等主义与普世愿望的精神。在《繁花》建构的特殊时空里，阶层和权力无法制造出森严的等级，道德与情感才是人们心照不宣、通行无阻的密语。一个商业噱头的故事中，王家卫却最大程度上浪漫化了数字的算计与效率对人的异化表达。

“从帝国大厦的顶楼到地下，需要八点八秒，从进来和平饭店到离开，我用了七年。”

“那一晚无数人见证历史，但原来与我约定的那个人，没能看到这一幕。”

王家卫的旁白，以财富语言、时代节点、对夜晚的记忆与情绪的拼贴方法，极尽浪漫之能事地描述经济飞腾时期的历史、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、灯红酒绿的都市夜景，融合了各种的隐喻时间的意像（列车、海浪、电梯、钟表）和禅宗式的哲学思考。而实际上，对时间意像和情绪的刻画远远超过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。禅宗的哲学化解了时代浪潮中具体个体的失败、痛苦、煎熬、牺牲。资本的原始积累内化为人自身的感性经验，过去的遗憾转化为了对未来的美好的寄托和继续奋斗下去的动力，而掩盖了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焦虑与不安。

在“繁花”的江湖，所有人似乎都是小人物，所有小人物都想成为大人物，并行走在某种“向上”的路上。一种极其扁平的单维志向，包裹在弄潮儿的“江湖”里。然而，现实里的真正小人物们却不见踪影，被私有化进程“甩出去”的下岗工人（女工占多数）似乎不构成这个时代画面；“下海”成了女性积极主动的“向前一步”之举，而现实中女人们迫于生计不得不重启人生的背水一战，却似乎因为无法成为时代精神的最美注解，而不被记录在册。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右图为九十年代下岗潮时期的记者摄像

《繁花》所描绘的上海怀旧，显然不是属于普通女人的上海怀旧，恰如被始终被遮掩面孔的芳妹，因为“导演在用陶陶的视角看芳妹”。作为一种新型的主流影视作品，尽管王家卫个人的作者风格特色显著，但是《繁花》里的现代江湖与个人（男性）同构，与任务型主旋律电影中的国家与（男性为主的）个人/家庭同构，平乏得如出一辙。银幕上的男性和女性都经过高度理想化的渲染，被安置在这个怀旧时空中的妥帖位置上。

结语

上海一面担当着中国宏观经济的枢纽，走在时代前沿的开拓者，一面却以一种偏阴性气质的多情善感文人气质进入到观众眼中。如何在当代书写上海现代性内在的张力，是王家卫的《繁花》所负载的命题。如果卫慧笔下的上海是性感又肮脏的，刘呐鸥笔下的上海是扭曲且病态的，那么王家卫影像中的上海便是脱离了断裂与异化，闪耀着人性光辉的黄金之城，制造了一种符合当下主流价值取向的，正确的，有关上海现代性的集体记忆。这是中国特色式的市场经济乌托邦，每个人都有“平等”的机会，以合乎道德仁义的方式赚大钱，获得成功。王家卫表达的“上海现代性”，超越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个人主义，以东方哲学消弭了资本对于个人的异化，融入了高度情感化和集体化的结构之中。

然而，这也注定了《繁花》在这片土地上的理想主义底色，是面向过去的而不是面向未来的，是属于上一代的，而不是属于下一代的。即使这份“宝总泡饭”卖相温热诱人，试图召唤回对于“打拼”、“冒险”等改革开放时代话语的重新向往，我们也难以回到充满信念、憧憬、机遇的纯真时代。这种一厢情愿式的上海怀旧叙事，虽然在市场上获得了惊人的胜利，但是恐怕无法为当下的时代情绪，真正提供一个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生活愿景。当资本与制度，鼓励着上一代精英雕铸和品味自己的历史时，普通人的历史却失散在空中。而对于当代的年轻女性来说，她们银幕上的自我实现叙事，更是再次被固定在一个经过新颖包装、却不断紧缩的成功学维度中，如同武侠江湖的诸多“女侠”角色，让人一方面心生向往，一方面又莫名感到干枯虚无。

编辑：Alexwood

排版：笑哲

本篇文章来自「翻山」的固定专栏《柳暗花明》。更多专栏内容将随着我们内容的发布逐一呈现，欢迎合作与供稿：fanshan.general@gmail.com